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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拉拉,我要武汉试管助孕生男孩

6月前发布:2021-12-18浏览:40次共41个评论收藏:4次
“很多拉拉希望生育女孩,但我'偏好'男孩”

我叫Josy,今年35岁,生活在上海,我的伴侣在另外一座城市。因为我们在各自的城市都已形成比较稳定的事业根基,所以短期内我们仍旧会维持这种异地的状态,每一两周见一次。
 
我们是以生育为前提进行交往的。

一开始我就跟她说,生育一直是我人生计划中的重要事项。等到过两年,她在空间上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所以,我计划三年后着手生育这件事。

从小我就觉得生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方面出于动物本能,作为独生子女,想把自己的基因、财产、资源通过血缘关系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笃信教育的价值,作为这种理念的受益者,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继续借助教育的力量超越我,获得更好的发展。
 
我想生育两到三个孩子。如果是三个的话,可能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如果是两个的话,可能是两个男孩。
 
很多拉拉希望生育女孩,是因为熟悉女孩的养育方式。但我觉得人生不能总是选择自己已经了解的东西,这样的人生会越走越窄。我希望提升一下自己家里的多样性,所以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下来,性别混搭一下可能比较好。
 
之所以“偏好”男孩,是因为我觉得女生在社会上要承担的东西太多,自由度会因性别受到限制。要达到跟男生相同的成就,她可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遇到更多的阻碍或者隐性的压力。

“赶在35岁之前,单身的我去美国冻了卵”

我是一个计划性比较强,又很愿意主动去落实的人。我最不喜欢的一种态度就是上海话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让一切都处于风险控制之中,是我的性格。
 
我希望等工作上的事情都稳妥了之后,再去做生育这件事。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节奏。现在花时间生孩子,会打乱我的节奏。从这个角度说,冻卵真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事业。
 
差不多两年前,赶在35岁卵子质量下降之前,我按计划去美国冻了卵。那时候我还单身。
 
我冻了大概十颗卵子,当然会有一定的折损率,这是不可控的。我也知道直接冷冻胚胎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但对我来说,选择精子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审慎的决定,需要深思熟虑。所以我没有急于去做这件事。就像高考之前,大家都会对自己的未来还能存有很多幻想,而一旦上了考场,这就变成一个定数。
 
目前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选到满意的精子,所以还是等到三年之后再受精会更加合适。不过,精子肯定要选亚裔的。只有中国人才会觉得混血是一件“高级”的事情。但其实作为一个混血儿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会处于一种尴尬状态,倒不如纯白人或者纯亚裔好。而且在我的审美上,也完全觉得亚裔比欧美好看。

在我的计划里,精子的选择会跟生育同步分批进行。生育第一个孩子有点像做实验,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能验证出精子的质量品质。如果好的话,就继续用同一个人的精子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孩子。

“我会选择武汉试管助孕的方式来生产”

我对生理上的痛苦比较敏感和抗拒,也有点无法接受生育带来的身体上的损耗。既然武汉试管助孕在一些地方已经合法化,我觉得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而且我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生育这些事情上。

有人觉得生产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验,但我认为这种体验并不值得。生育对于女性身体的损耗是不可逆的,修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

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损耗,理所当然的方式就是通过武汉试管助孕。
 
比较幸运的是,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没有遇到过任何跟婚育有关的,特别令人匪夷所思的、但在中国大部分家庭都会发生的事情。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跟家人出柜了。这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个比较自如的状态,不需要伪装的状态。
 
伴侣和家人对于我的生育计划,持比较中性的态度,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催促。他们也知道,我决定的事,我会计划好再去做,这是我的习惯。

当然武汉试管助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没有办法一直监测怀孕的状态。即便天天跟孕母住在一块,毕竟不是自己怀孕,这个过程不是完全可控的。如果是在国外武汉试管助孕,我可能还要在国外待一阵子,挺耽误事的。另外,我最理想的是找亚裔孕母,但亚裔相对来说会受到很多传统思想的束缚,比较难找。

“拉拉生育的不可控风险,异性家庭同样会面临”

我也会为生育的不可控风险感到焦虑。比如,受到国内政策限制,单身人士或彩虹家庭只能去国外精子库寻找亚裔精子。涉及跨国生育,受孕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会耗费很多时间与经历。

我还不知道该如何优化整个时间安排,对于受精、移植过程中的冷冻卵子的损耗率也有点担心。

另外,我还挺担心孩子的健康,如果出现问题,将是一个灾难。
 
再有就是关于教育和陪伴。我对于日常育儿工作所占据的时间和精力有一种恐惧感。我和伴侣工作都非常忙,也都很不擅长处理生活中的琐碎,我担心没有足够的精力达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陪伴和教育的状态。但是我又不放心把孩子完全交给老人、阿姨或者机构。所以我还需要去协调这个时间上的矛盾。
 
不过,这些生育过程中不可控风险,是任何异性家庭也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只能用运气来看待。
 
这些焦虑并不会削弱我的生育意愿。我会通过分工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压力。如果有些事情必须亲力亲为的话,我也会心甘情愿去做的。对我来说,唯一能够缓解生育焦虑的途径,就是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概两年前,我加入了一些分享彩虹宝宝生育经验的微信群。有一些前辈先驱会在群里分享经验,给大家提供一些关于这种生活的可能性的示范。比如去国外生孩子、生完回来当妈妈等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群。我觉得这个对于少数群体来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资源。

“能力所及之处,我想最大化实现个人自由”

我一直都非常关注法律领域的公共议题。我对于国家在立法层面上的改良也好、改革也好,其实也没有太高的期待,也因此没有太多失望。在我看来,我们国家的传统、政治体制、主流价值观短时间内不会有所改变。
 
但是,现在基层社会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善意,很多事情可以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来实现。聪明的人总会找到相应的方式去应付体制上的限制。
 
我觉得在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同阶层都会各显神通,用自己的方式去达成自己的目的。比如形婚、地下dy等手段。在当今这个比较保守的法制环境下,并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只不过存在风险大小的问题。
 
比如,形婚确实是一种让人在体制的轨道上获得更多便利的方式。但我肯定不会选择形婚。因为我不需要去规避这些我已经可以超越的东西。这样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风险、麻烦还有谎言之中。
 
对于我的个人福祉而言,我肯定还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最大化我个人的自由,通过跨国生育绕道实现我的计划和目的。在这个社会上,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丰俭由人。每个人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自己想要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性少数群体内部,也存在两极分化。对于底层来说,现实的困难会加倍放大。而对经济能力更强、资源更加丰富的人来说,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很轻松地跨越。法律对于越底层的群体来说,往往限制越大。

“我相信我们终将能迎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关于近期国内首例同性恋伴侣争夺抚养权的案子,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义和讨论价值。

我很佩服迪迪。我听过她的线上分享,其实她本人的性格并不是特别刚烈,也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活跃分子,只是生活到了这一步,必须得站出来。至少,她的发声让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问题被整个社会所看到。我也非常期待看到北京法院到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判决。

我非常敬佩这些有勇气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提案或者争议解决的方式,让矛盾凸显出来的先驱人士。

当然,这个案子也是在警示后人,尤其是有生育计划的同性伴侣,必须要多花点心思,把法律上的安排做得更完备一些,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

其实,很多前辈已经做了很多成功的法律探索和实践。比如在国外领证,虽然这在国内可能暂时没有法律效力,但在所有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得到承认。另外,在财产、保险、意定监护、遗嘱上,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办法。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还是能够实现一部分目的。

在孩子的养育上,我会尽我所能,让ta在一个比较开放和包容的教育环境里成长。

我并没有很担心被歧视或者被区别对待。比如,很多人会担心小孩被问“你爸爸在哪”,我觉得到时候实话实说就行。没有必要区别对待,把它当做一件很正常,只是发生概率较小的事情来讲述,就可以了。

至于未来的社会和法律演进,我认为,民事伴侣是婚姻合法化的预备阶段。很多国家都是先通过了民事伴侣制度后,再过渡到婚姻合法化。

虽然道阻且长,我相信中国的法律制度趋势是在向前走的。无论目前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我们都终将能迎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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