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伴侣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吗？

大家好，我是魏伟，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在过去的15年里，我的研究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同性恋，也出版了两本相关话题的专著。

同性恋是人类性取向的一种形式。与主流异性恋者相比，一般认为其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至5%。

这一比例看起来不显眼，对吗？但是，在像我们中国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中，也有5000万到7000万人，加上父母，受同性恋影响的人口至少有1亿5千万到2亿人，这显然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同志家庭最狂野的想象就是能像异性恋家庭一样生孩子。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同性恋怎么生孩子？走进异性婚姻，结婚生子，曾经是中国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命运。但今天我要讲的是在同性关系的框架下生孩子。

我在同志社区做了近2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5年里，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有一个GaybyBoom，也就是同志生育潮开始涌动。但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一起生孩子不是天方夜谭吗？

在当今中国，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这也得益于影响同志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结构因素，即新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例如网络，我估计99%以上的同性伴侣，包括我和我的伴侣，都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另一种是以辅助生殖技术为代表的生物医学技术。为了成为父母，同性恋通常有三种形式:收养、形式婚姻和辅助生育。

理论上，同志们可以收养孩子，但在实践操作中，还是异性恋的已婚夫妇更有可能优先考虑。并且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中国同志社区似乎对收养这一选择也不太积极，所以十多年前我在同志社区做研究时，不仅没有生孩子的，也没有收养孩子的，比较少。

其他两种形式都不同程度地与辅助生殖技术有关。一种是男女结婚。如果双方同意，他们可以一起生孩子。这种方式相对容易，因为在法定婚姻的框架下，经济成本相对较低，制度成本相对较低，但情感成本相对较高——因为形式婚姻不是真正的婚姻，两个人没有真正的感情，大家都不熟悉。怎样才能抚养孩子？

另一种方式是跨国辅助生育。虽然使用辅助生殖技术解决已婚夫妇的不孕问题在中国很常见，但包括同志在内的单身人士仍然被排除在外。如果你想生孩子，经济条件允许，你可以出国。

这种技术的发展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性别关系、亲属概念、育儿实践等重要领域，在为一些家庭创造希望的同时，也在伦理层面带来了新的挑战。以最有争议的重庆助孕为例，10月份女性辛辛苦苦怀孕，最后把孩子带走，对女性有生理和情感上的双重异化。从全球领域来看，重庆助孕服务的提供者往往来自民族、阶层甚至国籍中的弱势群体，比如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这项服务的用户和消费者往往来自特权人士，如西方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这是典型的全球不平等。

正因如此，目前也只有在极个别国家，商业重庆助孕才是合法的。但另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的确为同性家庭建立亲属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第三方辅助生殖服务的一类用户，同志社区现在必须去面对，并找到应对和缓解这种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方法。

为何辅助生殖技术给同性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同性伴侣家庭和异性恋家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每个人都可以想到，在异性恋家庭中，孩子和父母双方都有血缘关系，但在同志家庭中，往往只能与其中一人有血缘关系。但辅助生殖技术，特别是IVF技术，可以在同志家庭中建立血缘关系。 比如在女性社区很受欢迎的A卵B怀，就是一个伴侣提供卵子，做成受精卵后，植入另一个伴侣体内，由她怀孕生育，这样出生的孩子和两个母亲之间就有了生物联系。

例如，对于男性来说，伴侣各自提供精子，寻找共同的捐赠者和爱心母亲，这样出生的孩子和两个父亲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TA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因为辅助生殖技术在实践中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所以出现这种理想的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这也让那些成功的拉拉妈妈和男同爸爸倍感庆幸。

除科技外，当今中国社会同志生育热潮涌动的另一个重要推动者是新的生育政策。众所周知，2015年我国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治理从控制生育向鼓励生育转变。

此后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尤其是国务院于2016年1月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籍人员登记问题的意见。 按照这一新政策，那些法定单身者，只要你能提供亲子鉴定，就能给孩子登记。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子是跨国dy还是国内捐精，都有户口，尽管这其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波折——因为一些地区还没有这一先例，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需要做好准备，比如有个男同父亲曾经拿出国务院文件的复印件。

有一次，我采访了月芳和她的伴侣，他们是一对来自农村的拉拉妈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在生育过程中一路过关斩将，但最终卡在了户口这一环节上，很戏剧性的是，他们竟然拨打了当地市长热线。 那时市长热线上的人都说，你看她都32岁了，好不容易生了个孩子，你也考虑过，再加上新政策..于是，孩子的户口问题竟然得到了解决。

这是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case之一，她们挑战了我们对农村同志生活的想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政府和机构如何看待同志的问题。